发言人是如何“炼”成的？
导读：12月12日，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，这同时也是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“生日会”。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“透明”的“必选项”。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，从1983年至今，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、诠释中国政策。“问不倒”的发言人是怎样“炼”出来的？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“没有座位的发布会”发展为“全天候接受提问”的？
首场发布会：，七分钟
这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，时任新闻司司长的发表讲话，这也是他主持的唯一一场发布会
傍晚时分，国子监一所美术馆里，一场简单而热闹的招待会正在举行。
发言席的一侧，83岁的齐怀远，拄着拐杖，工作人员为其搬来座椅，73岁的李肇星轻轻挽着他的胳膊。站在最外侧的是62岁的孙玉玺，和他隔得不远的是同为“50后”的沈国放。音乐声响起，“60后”秦刚、洪磊以及“70后”华春莹走过去，把他们请上台。
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：发言人。
前部长李肇星亲历了设立发言人制度的过程—
首场新闻发布会是一场没有座位的发布会。
那是1982年3月26日，在主楼的门厅，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，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针对苏联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，发布了一个只有的简短声明，历时7分钟，李肇星担任现场翻译。
多年之后，在《外交十记》中回忆，声明念完后，没有提问，也不回答问题。“这是我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，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”说。
此后，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，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。李肇星当年在筹备会上，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、副司长叫副发言人？“老钱(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)说：算了，越简单越好，都叫发言人。”李肇星说。
1983年，设立了发言人制度。这一年的3月1日，接替担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。
1987年，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金华成为首位女发言人。迄今为止，在27位发言人中，共有5位女发言人。
从“只说不答”到“来者不拒”
创纪录的一次，发言人在60个小时里，回答了记者2000多个问题
北大新闻与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，发言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发布到双向互动、从单一发布到多种渠道发布、从传统发布到多发布的过程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刚刚的大门，常驻记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。美国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吉米说，在举行首场发布会之前，只能依靠中国获取信息。还有外国记者回忆说，当时发稿需要去的电报大楼。
发言人制度设立之初，每周举行一次记者会，只主动发布，不答问，现场翻译用交传，后来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。
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，记者会增加为每周两次，接受提问，翻译方式改用同传。此后，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，直到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。
上世纪末担任发言人的孙玉玺告诉北青报记者，在发布厅里，他最长经历过2个小时40分钟的发布会。发布厅之外，创纪录的一次是1999年5月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后，孙玉玺随专机飞抵贝尔格莱德，在60个小时回答了记者2000多个问题。
跨入新世纪后，信息化迅猛发展，互联网了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逐渐迈入世界中心舞台，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主张。发言人办公室“与时俱进”，设立了24小时值班手机，全年无休接受的提问，用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应的关注。
2011年9月，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每天举行记者会的门。透新闻北亚区总经理杜纳德对此印象深刻，他告诉北青报记者，这意味着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公开。
随着新时代的来临，又在部委中率先开通了微博、微信，记者会和发言人谈话内容在第一时间用多手段发布。
如今，记者会不只是记者的“专利”，也对普通。仅2013年，就有120余批、4000余人次旁听记者会，包括官员、社会团体、热心网民等人士。还会定期举行日，可以和发言人“零距离接触”。
“问不倒”的背后
发言人“潜水”看网评、刷微博，还有“年轻、能干、不可缺少”的“小伙伴”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
和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，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。以发言人为例，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、副司长担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。
北青报记者梳理对27位发言人的公开报道发现，他们都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，在担任发言人前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驻外工作经历，应变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较强。
作为发言人，要做到接住记者的“出招”，既需要知识的积累，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，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，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新时代，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。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发言人表示，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，会上微博，但是“潜水”居多。
“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，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、许多部门在支持。”发言人、新闻司司长秦刚说，发言人的一天有“四部曲”：了解信息、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、制定答问要点、回答问题，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“智力支持”。
在日常工作中，和发言人形影不离的是新闻司发言人办公室团队，秦刚用“年轻、能干、不可缺少”形容“小伙伴们”。在繁华的朝外大街，发言人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亮着，这个团队在24小时国际地区的重大事件及的报道。每天上午，发言人都要和团队一起讨论。
作为发言人，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。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，他们会邀请新闻方面的学者、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“支招”。发言人、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，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“请教”化妆技巧，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。
发言人不追求“明星效应”
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的演员，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，必须掌握两条：说我知道的，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
对而言，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。在网站论坛上，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，有叫好的，有编“段子”调侃的，也有“拍砖”的，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，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太“软”。
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，外交不能搞成“外交”，因为并不一定能办成事。程曼丽说，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，并非个人行为，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、发布制度的安排，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。
在民间，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。但在李肇星看来，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、追求表现的演员，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，必须掌握两条：说我知道的，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。
秦刚也认为，记者会不是展示风采的舞台，不追求所谓“明星效应”。“发言人要爱国、通晓内外、找准定位，要牢记大我，忘却小我，底气才会更足，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。”秦刚说。
不过，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，在面对棘手、刁钻的问题时，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“四两拨千斤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健康的关注，称其身体很好。一位外国记者问：“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？”李肇星幽默地说：“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。”
2.0时代：发言人如何再出发？
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，可以利用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进行深度解读，跨部门合作也将越来越多
过去，记者会是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。如今，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。在2.0时代，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？
在程曼丽看来，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。从发言人角度看，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亲和力；对记者而言，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，而且有现场感。
“同时也要考虑到新时代，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，如何使用让更能接受的方式。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。”程曼丽解释，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，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，可以利用网站、微博、微信进行深度解读，以进行更有效对话、消除。
1983年建立发言人制度后，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，国家统计局、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前台。2003年疫情发生后，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，造成恐慌，此后中国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。今年9月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，要完善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。
程曼丽认为，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，例如食品安全、东海防空识别区等，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，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。
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，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、、商务部、教育部、国台办、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，在场的记者笑称，这是中国发言人的“全家福”。也许，在未来，这样的“全家福”会越来越多。
文/本报记者 刘一
提问发言人
发言人有何挑战？如何减压？
北青报：被问到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？
秦刚：答不好的问题。
洪磊：每场记者会都是心投入和精心准备的，因此每个问题都是印象深刻的。
华春莹：一个周五下午，原本是轻松的心情，但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位记者以极其挑衅的口吻中国，我顿时热血沸腾，理直气壮予以驳斥。会后同事们告诉我，他们当时也都有热血沸腾的感觉。
北青报：发言人通常承受很大压力，如何减压？
秦刚：我没有觉得工作是压力，只是比较繁忙。
洪磊：把压力为学习的动力，同时进行体育锻炼，主要是打乒乓球。
华春莹：打网球。
北青报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秦刚：自己。没有不好的问题，只有不尽如人意的回答。发言人要不断充实自己，提高自己。
洪磊：我前面已经有24位响当当的发言人，我如何传承好这一棒，在这个岗位上不辱，是我天天要面对的题目。
华春莹：回答好每个问题。既准确传递中国的声音，又以大家听得进去、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文/本报记者 刘一
发言人素描
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
围巾斜搭肩上，笔挺西装，12月14日，颇有“五四青年学生范”的李肇星，借新书《说不尽的外交》发布，与北大学生面谈。
今年73岁的李肇星是第九任部长。1959年踏入北大，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语言文学系收留，做过司机梦、记者梦等各种梦，却从没做过外交梦的他，因而一只脚踏入外交的门槛。1964年，中法建交，李肇星也正式进入。在《说不尽的外交》中，李肇星回顾了亲身参与的美国炸馆事件、“9·11”、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事件，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。
“身经百战”的李肇星曾舌战群儒，但在接受提问时，却肯定地说，从来没跟人吵过架，不管是做外交还是生活中，他都强调摆事实。在北大校友面前，李肇星回忆时代做在校门口捡烧饼的梦，没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树上吃桑葚，带着桑葚汁进教室的故事。北大的大师让他印象尤深，入学之初在小卖部偶遇美学大师朱光潜，而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，他也一直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：假话不说，真话不全说。在《说不尽的外交》中，李肇星说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文/本报记者 邹春霞 摄影/本报记者 袁艺
发言人趣事
发言人说“酒话”念叨不可分割
“流传着一个笑话，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，喝高了开始说酒话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俗话说，酒后吐，这位发言人的恰恰说明了问题在中国心中的分量。”
摘自李肇星《说不尽的外交》
“(发言人)台上和还是有不同，台上西装革履，比较休闲，所以被认出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。有的时候老百姓会把发言人弄混，比如我有一次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边瞟着我一边悄声说，“那不是发言人秦刚吗？”可能那段时间是秦刚主持记者会，上电视比较多，长得也比我帅，所以大家以为发言人都叫秦刚。”
青年报2009年1月专访前发言人刘建超
背景新闻
发言人制度30年大事记
1982年3月
时任新闻司司长在主楼门厅处举行记者会，就中苏关系发布简短声明，这场“发布会”成为发言人制度的雏形。
1983年3月
时任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，宣布中国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。在中国国家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。制度建立初期，每周举行一次发布会，只发布消息，不回答提问。现场采用中英文交替翻译。
1983年
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。
1986年
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。
1988年
每次记者会都允许记者提问。
1995年
记者会改为一周两次，每周二、周四下午举行。
1997年
例行记者会取消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，现场答问至无人提问为止。记者会翻译改为中英文同声传译。
2000年
设立发言人办公室值班手机，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。
2011年9月1日
正式启动新闻发布新机制，例行记者会由每周两次增至五次。